说起毛泽东啊,大家脑子里大多会浮现出那种豪放的画面,像“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那股气势,真是气吞山河的豪情。
他既是一位谋略大师、思想先锋,又是一位拥有坚韧不拔个人意志的领头人。
要说毛泽东这一辈子,哪个人让他真心佩服、心服口服到底?
我估摸着,这个问题大概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吧。
不过在那些被尘封在历史里的档案中,我们却意外地找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
1929年,有一封亲笔信是写给中央的,里面毛泽东竟然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中央一定要调走他和朱德,他会推荐一个人来接替自己的工作,还说这个人“能比我们朱毛强十倍”。
能够得到毛泽东如此“天花板”水平评价的,究竟是哪位厉害人物呢?
就是这个人啦,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那些年里,风头正盛的青年运动领头人——恽代英。
思想的先行者与舆论的执旗手
其实啦,许多人可能不清楚,在革命刚刚起步的那段时间里,恽代英的名气比毛泽东还要早一些。
毛泽东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年仅19岁的恽代英就已经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重量级的论文《义务论》。他的思想十分深刻,见解也挺独到,在那会儿的知识圈里已经小有名气啦。
毛泽东后来创立了《湘江评论》,挥洒笔墨,指点江山,气概非凡。而恽代英则在武汉组建了“利群书社”和“互助社”,用实际行动推广新思想、新文化,努力把新潮理念传递到更多人心里。
恽代英不只是理论的推广者,还亲自掌舵舆论阵地,扛起了引领风向的旗帜。
他负责编辑的《中国青年》杂志,文字犀利,立场鲜明,一期竟能连续刊出十几篇深刻揭示时弊的问题文章。凭借那强大的宣传激动作用,连毛泽东也夸他,直言“我都比不上”。
他们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崇敬,而是彼此的欣赏。
在长沙成立“文化书社”的开业广告中,信誉担保人栏上赫然列出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恽代英的名字。
在毛泽东的心里,恽代英的地位和那些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一样重要,俩人可以说是并肩而立的。
行动的巨人与无畏的献身者
恽代英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写作这块,他的作用可不止这些。
他可是个把思想变成行动的实干家,这点,或许正是毛泽东最看重的品质。
已是1929年那会儿了。
那会儿,上海的党中央受到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对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走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心里有点打鼓,就发来了“二月来信”,让朱毛两个别红军,把部队拆散成散兵游勇。
这明摆着要把红四军的骨干领导给拆散了。
毛泽东就此坚决表达意见,写了一封长信来反对。
在信的结尾,他提出了个“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想法:要是中央硬要调走我们,我就推荐两个人选。
在军事方面,刘伯承挺得住;至于党务和政治工作,则由恽代英负责。
在军事方面,刘伯承挺得住;至于党务和政治工作,则由恽代英负责,还加上一句振奋人心的话:“可以胜过我们朱毛十倍。”
这话背后的分量可是很重的,绝对不是说说而已。
在毛泽东眼里,恽代英集结了他心中理想革命领袖的所有特质:扎实的理论基础、出色的组织才能、出众的宣传技巧,最关键的还得数那份坚如磐石的革命决心。
毛泽东觉得,就算没有自己在,恽代英也完全有能力挑起红军政治工作的重任。
他不光在黄埔军校做政治主任教官,那演讲一开口,千人礼堂都能安静得像镀了金似的,还算得上最早提出“党指挥枪”原则的那批领头人之一。
他提倡的“在党军中,党高于一切”这个思想,为日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更让人感动的是,恽代英在临死时表现出的平静和坚决。
1930年,他在上海参与工人运动时,不幸被抓了个现行。
为了不让别人认出他,他在狱里当伙夫、倒煤炭,用辛苦的劳作来改变自己的面貌。
国民党那会儿一度以为他是真的,就只判了他五年。
不过因为叛徒顾顺章的出卖,他的真正身份终于被揭了出来。
蒋介石承诺给他高官厚禄,恽代英却毫不动摇,只是坚定地回了一句:“你说的那些后果,是不是敲头枪毙?对咱们共产党员来说,这早已经是随时待命的事。”
1931年4月29日,走向刑场时,恽代英脸上没有一丝波澜,还高声唱起《国际歌》,大声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那年刚36岁。
消息一传到瑞金,毛泽东心如刀绞,亲自签发了指令,誓要为恽代英报仇雪恨。
多年以后,在延安那个窑洞里,毛泽东和斯诺聊起过去的事,提起恽代英的牺牲时,还是满眼惋惜,感慨说:“要是恽代英还在的话,我现在肩上的担子就轻得多。”
毛泽东一生认识了不少人,但他对恽代英那份敬意,却跨越了生死与时光。
这可不是一般的私人物意,而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对另一位充满理想主义精神人物的最崇高敬意。
毛泽东在恽代英身上,看到了革命者能够达到的精神巅峰,那是一种把思想、行动和生命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境界,真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
这份“服气”,可不是因为权势正规配资平台,而是发自内心地敬佩那人格和本领,是对一位真正革命伙伴最真挚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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