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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包车乃民国一道风景线，如果你回到民国正规配资平台推荐，能消费得起黄包车吗？
从电视剧、电影里，还有民国的那些文学作品、历史资料中，咱们都能瞧见，黄包车可是民国城市里一道特别吸引人的景儿。那时候，穿着旗袍的太太和身着长衫的先生们，都爱坐着黄包车出门，既时髦又有派头。
民国时期的大城市里，黄包车风靡一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交通工具，公交车、电车、出租车都还没普及开来。为了方便城里人出行，靠人拉的黄包车自然就成了大家出行的首选。
若我们穿越回民国时期，那时的普通老百姓能负担得起坐车的费用吗？
我们之所以对黄包车有那么多认识，大多是因为看了老舍写的《骆驼祥子》。书里的祥子，是从农村来城里拉黄包车的。他为了能出人头地，天天省吃俭用，就想着买辆自己的黄包车，过上好日子。
不过，拉黄包车的那群底层老百姓，其实并不一定有闲钱去坐黄包车。看看黄包车按路程算的价格就知道，能坐得起这车的，都是兜里有钱的主儿。
咱们来瞧瞧，黄包车，也有人叫它人力车、东洋车，是19世纪60年代从日本传到咱们中国的。这车啊，车身大多涂成黄色，所以得了“黄包车”这个名儿。它结构不复杂，就俩轮子、一个座儿，还有车夫拉的车把子。
民国那会儿，既没有出租车，也没电动车和公交车，全靠人拉的黄包车在各大城市火了起来，成了短途出行的主要方式之一。不管是热闹的上海大街，还是老北京的胡同口，都能瞧见黄包车的踪迹，它也成了民国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民国时，为了管好黄包车，防止车夫乱要价，黄包车的车费可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有个比较规范的计费办法。就拿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的地方来说，就明确规定了黄包车的收费标准。那时候，民国政府管黄包车收费，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按跑的路程算钱，一种是按坐的时间算钱。
民国时期用的钱，主要是以大洋为根基。一枚大洋一般值一块钱，放到现在，差不多能顶一百块人民币。大洋下面还有更小的钱，叫小洋，小洋有五角、两角、一角这些不同面值，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就相当于五十块、十块、一块。
咱们现在来瞧瞧民国时期拉黄包车的车夫是怎么按路程收钱的：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计价方式：跑2公里收2毛钱，跑10公里收1块钱。
（据1932年上海《工商日报》的统计数据）
1935年的北京城（当时称北平）
基础费用一毛五，晚上要贵五成，下雨下雪时价格再翻一倍。
如果想直观了解民国时期二角大洋和一元大洋能买多少东西，可以用当时的大米价格来算一算。
陈明远所著的《鲁迅时代何以为生》里提到，在1911年到1919年这段时间，上海的大米价格比较平稳，每斤米卖3.4分钱，1块银元能买到30斤优质大米。这样算来，一毛钱能买3斤优质大米。
如今瞧瞧咱们这现代社会，大米价格因品种和产地不同而有高有低，通常每斤在3块到10块之间。要是按上等大米每斤7块的平均价来算，民国那时候一角钱能买三斤好大米，差不多顶现在21块钱。
这样算来，1930年上海的黄包车跑2公里要0.2元，换算到现在就是42元跑2公里。而那时候北平的黄包车起步价是0.15元，相当于现在31元的起步费。现在城市里的出租车，起步价虽然各地不一样，但大多都是7元起步（3公里内都这个价），超过3公里后，每公里要加收2.3元。这样一对比，民国时候的黄包车按里程算费用，可是比现在的出租车要贵多了。
要是选长期租用黄包车，至少得租一个小时，费用是六角钱，之后每多租半小时，就得多付三角钱。试想，民国时期的人要是坐上黄包车，就如同现在的人坐进出租车，虽能悠然欣赏城市风光，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车费也一路飙升。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长时间租用黄包车的花费，可真不是个小数目。
现在，咱们来比比民国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工资，再聊聊那时候靠工资生活的人能不能坐得起黄包车。
民国时期，那些当官的和有学问的人，比如公务员、知识分子，赚的钱可不少。有资料显示，民政署里，署长（特任的那种）一个月能拿800元，司长（简任的）500元，秘书和科长200元，普通科员也有100元。
军队里陆军军官的薪水是这样的：上将每个月能拿600元，上校有300元，中校是220元，少校能拿到150元，上尉的月薪是70元，中尉则有40元。
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大学老师们的工资大多在140元到400元之间，陈独秀在北大当教授时每月能拿300元，胡适则有240元，就连当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每月也有120元收入。
按民国时用一角钱能买到如今七块钱三斤的大米来算，民国时一块银元就约等于现在的210元，那一百块银元就相当于现在的21000元。像政府里的公务员、大学里的教授，还有那些知识分子，他们坐黄包车上下班，车费也就三毛或五毛，这点钱对他们来说就像牛身上掉根毛，根本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
像鲁迅和周作人这对兄弟，在民国时期都是响当当的作家，每月工资大概有三百块，再加上写稿子赚的钱，他们住在北京八道湾大院那会儿，出门都坐黄包车，家里人要是生病了，还能用汽车送去医院，这样的生活水平在当时可不多见。
但普通工人很难有闲钱去乘坐黄包车。比如在1920年5月1日这天，《新青年》的劳动节特刊就详细列出了各地不同行业工人的收入情况。
就像上海的纱厂里，工头每个月大概能拿到二十元钱，工人每天能挣三毛钱左右，就算一个月每天都全勤工作，也就只能拿到九元钱左右。
北京面粉厂的工人，每个月工资在七块八到十一块二之间。无锡面粉厂的工头，每月大概能拿二十块左右，工人工资最高十块，最低四块。上海印刷厂的工人，每月工资大多在七块、八块、十块上下。
能看到，民国时期的工人每月工资大概就十块大洋，这差不多等于现在每月两三千块的收入。191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做了个调查，结果显示，工人要养活一个五口之家，每月得花15块钱，这才勉强够工人一家子的花销。
咱们来琢磨琢磨，现在这社会，一个月就挣两三千块，交了房租还了房贷，再加上日常各种花销，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回看民国那会儿，一个月也就挣十大洋左右，日子同样得精打细算，过得紧紧张张。要是那时候坐一次黄包车，就好比现在一个月挣两三千的人，打个3、5公里的车得花500块，这经济压力，谁扛得住啊！
鲁迅在《而已集》里曾抱怨过黄包车费太贵，说：“坐黄包车，钱花得跟吃金子似的，但为了去看病人，这金子也得咽下去。”这话足以看出当时坐黄包车得花多少钱。
因此，不难发现民国时期坐黄包车的花费相当大，黄包车成了有钱人才能享受的奢侈玩意儿，是富太太、阔小姐、绅士这些富裕人士和精英阶层的体面标志。
所以啊，如今咱们嫌网约车价格高、地铁里太拥挤，但想想民国时期上海人坐黄包车的费用，都够买上三十斤面粉了。
北平城里，老百姓坐趟黄包车的花费，能换来两斤猪肉；可车夫拉这一趟，说不定得耗去半条命。
民国时黄包车费用和各阶层收入的巨大差距，显露出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的严重。拉黄包车的车夫自己都坐不起黄包车，这实在是一种讽刺。而高收入群体呢，靠着高薪水，能轻易享受黄包车带来的便利，这成了他们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反观城市里那些低收入的工人，就像现在月薪三千的上班族，为日常开销和房租犯难，对他们而言，黄包车是消费不起的，在城市中只能靠走路或其他便宜的出行办法。
“个人若被时代的微尘击中，便如背负巨山”，民国时期，坐黄包车的费用高昂，映照出那个时代的沉重与变迁。如今，我们普通上班族虽常叹生活不易，但也该想想，民国时的底层劳动者，他们吃的苦比我们多得多。再说，我们现在就算肩上担子重，也都能轻松搭上公交，花个十几二十块就能打车出行，这怎能不让人由衷赞叹社会的飞速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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