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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人说要干一件全世界都不信的事。
要用10个多月，在天安门边上盖一座比故宫还大的会堂。
联合国大厦盖了7年，悉尼歌剧院图纸就画了好几年。这个消息传到莫斯科，赫鲁晓夫直接把文件扔到了一边。
一年后，当赫鲁晓夫走进这座凭空出现的建筑时，他盯着地面看了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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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早在14年前就有了。
1945年，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会场只能挤下几百人，座位之间没有空隙，连站的地方都紧巴巴的。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环视了一圈这座简陋的礼堂。那一年，他流露出一个愿望：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建一座能装下一万人开会的大礼堂。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想法一直没放下。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专门问建工部长刘秀峰：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盖起一座万人大礼堂？
刘秀峰没敢立刻回答。技术挑战固然存在，但时间和资源压力更为紧迫。
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个酝酿了13年的梦想终于被正式提上日程。为庆祝建国1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建一批重大建筑工程。
万人大会堂位列十大建筑之首。完工时间定在1959年国庆节前，必须在10月1日之前投入使用，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从决定修建到必须建成，只有一年零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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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很快敲定：天安门广场西侧。周恩来亲自拍板这个位置。
他的考虑很周全：天安门广场整体要形成雄伟壮观的格局，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对称，大会堂和中南海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得方便。
设计方案的争论随之展开。北京市建委主任赵鹏飞邀集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17个省市的30多位顶级建筑师、艺术家、教授，音响、灯光、电信方面的专家也被请来参与设计。
短短一个多月，各方面提出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84套方案摆在面前，仅甄选论证就需数日。
1958年10月6日，国庆工程设计总指挥部把三套方案送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周恩来看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指着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的方案点了头。
这个方案规模是17万平方米，气势磅礴，而且有中央大厅。清华大学等单位的方案因布局或规模等原因未被采用。
从选址到敲定设计图纸，前后只用了50天。
03
1958年10月28日，天刚放亮，工地就开动了。
机械与人工一同清挖土方，成千上万建设者的汗水与智慧，汇聚成一股洪流。这片工地占地13.73公顷，需要拆迁单位67个，迁移居民684户，拆迁房屋近4000间。
近4000间房子要拆，按常理怎么也得折腾一阵子。但搬迁工作的顺利程度出乎所有人预料——没有一户提出过高要求，更没有一家拖延。
老百姓听说要建万人大会堂，二话不说就搬走了，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皇城根。
工程采用非常规的“三边”建设方式：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设计师们直接把办公室搬到工地，画图桌摆在工棚里，工人有问题直接走到桌旁商量。
全国20多支青年突击队几万人参加工程，昼夜不停。最先到的是胡耀林木工青年突击队，紧跟着是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丁庆云混凝土工突击队。这四支技术精湛、作风过硬的青年突击队，被誉为工地上的“四小名旦”。
张百发当时24岁，带领的钢筋工连仅用9个昼夜，就绑扎完680吨基础钢筋，相当于全年工作量的1.5倍。工地上掀起“学百发、赶百发”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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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环的木工青年突击队负责铺设宴会厅拼花地板，本来预计要45天。他们研究出新式“推车式”地板刨，工期压缩到8天半。
那个年代的工人根本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的概念。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除夕当天回家吃顿团圆饭，初一一大早就又赶回岗位。吃饭就在工地食堂解决，昼夜不停；困了便就地合眼，醒来继续奋战。
睡觉从来不脱衣服。
工地上还出现了“刘胡兰青年突击队”，由几名女工自发组织。搬运大理石的定额是每人每天250块，女工马彩英第一天搬了六百多块，第二天王金茹又刷新了纪录。
全国上下鼎力支援。18个省市选派7000多名优秀工人来京参加建设，23个省市的500多家工厂如期完成订货，赶制出5000多项建设配件。
所有材料——鞍钢钢材、全国各地选出的木材石料、上海生产的灯具——全部国产自给。没用一根外国钢筋，没请一个外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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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万人大礼堂平均每人空间高达9立方米，中科院声学专家马大猷教授直接指出：声学处理极限是人均6立方米，在这种情况下想听清台上声音，根本不可能。
周恩来亲自过问这件事。工程团队想了很多办法，但没有一个能解决根本问题。一万人坐在里面，台上说话，后排的人听到的只能是一片模糊。
穹顶设计更是难点。周恩来提出“水天一色”概念：顶棚做成大穹窿形，象征天体空间；与墙身交接处做成大圆角形，形成浑然一体的效果。总设计师张镈听完，说这是为他指出了脱离迷津的途径。
二层挑台伸出29米，三层挑台伸出22米。这样庞大复杂的结构，安全问题困扰着所有人。
1959年1月中旬一天午夜，周恩来把万里、赵鹏飞和沈勃叫到中南海，详细询问结构设计后，叮嘱说一定要抓好安全问题。
他严肃告诫三人，用1938年长沙大火后三名负责人被严惩的典故警示：“你们三个人抓结构安全，如果发生问题，那就是‘三个人头一把火’。”
周恩来的意思很明白：这事没有退路。
声学问题还是没解决，工程团队试了十几种方案，全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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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工程团队创造性采用了“水天一色”的穹顶设计，结合精密计算的墙面弧度与扩散体，并配备了一套先进的分散式扩声系统，成功解决了这一世界性难题。
1959年1月，彭真来工地视察。东大门混凝土柱子已浇灌完毕，他看了各柱子距离，皱起眉头。
中间廊柱距离做小了，不符合传统建筑规制。彭真要求把柱子搬搬家，哪怕用角钢重做基础也行。
23米高、1.25米见方的钢筋混凝土柱子，在工期如此紧迫时要搬家，谈何容易？沈勃倍感压力，若返工，工期必然延误。
总建筑师张镈想出巧办法：把中间两根柱子外皮偏心外移稍许，就形成了中间柱距较宽、两侧较小的格局。这个“柱廊搬家”的故事成为建筑界佳话，避免了大动干戈的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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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25日，大会堂验收委员会成立。8月下旬，室内室外工程陆续完工。
9月9日凌晨，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参观了即将竣工的大会堂。万里汇报说，大会堂总建筑面积比故宫还多2万多平方米，故宫修建花了十几年，这座世界上规模空前的会堂只用了10个月。
毛泽东听完，对万里赞道：“日行万里。”
工程在那时还没有正式命名。毛泽东问万里平时怎么叫，万里说一般叫大会堂或人大会堂，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泽东摇头说“宫”有些封建。又有人建议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毛泽东说太长了。
他想了想，定下名字：人民大会堂。因为这座建筑是属于人民的。
9月10日，历时10个月零13天，人民大会堂正式竣工。当天晚上，65岁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在万人大礼堂演出《贵妃醉酒》，慰问建设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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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30日下午，赫鲁晓夫专机降落北京西郊机场。这是他第三次访华，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
10月1日，午宴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这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走进这座建筑。
宴会厅7000平方米，可容纳数千人。浅米色石材墙面与抛光大理石地面严丝合缝，光可鉴人。
据现场流传的说法，赫鲁晓夫弯下腰，用手指仔细摸了摸石缝。他盯着地面看了好几秒，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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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后，赫鲁晓夫参观万人大礼堂。
苏联专家事先分析过：如果用钢桁架结构，吊装会留下焊痕；如果是木结构，震动天花板会响。他们认为中国人建的东西，肯定有破绽。
赫鲁晓夫站在大礼堂中央，抬头看着巨大穹顶。穹顶呈现出繁星满天的灯光效果，中央红星闪耀，四周花瓣状光芒放射。没有一根立柱遮挡视线，一万个座位井然有序。
他的手贴在墙面上，沉默不语。
赫鲁晓夫问了一个问题：建设周期多长？回答是10个月零13天。他没有再说话。
回国前一天，据说他只评论了一句：人民大会堂，不是幻影。
一年前他断言中国不可能完成。此刻他亲眼看到了2万名建设者用十个多月完成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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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发，那个24岁的钢筋工青年突击队长，后来当了北京市常务副市长。
李瑞环，那个铺设宴会厅拼花地板的木工队长，后来当了全国政协主席。
一个钢筋工，一个木工，当年在人民大会堂工地并肩作战，几十年后都成了国家领导人。
多年后的人民大会堂建成50周年全面检测，主体结构完好无损，声学性能稳定。2016年，它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与同期许多世界著名建筑相比，人民大会堂的建设速度是惊人的。中国人用十个多月建成了17万平方米的国家会堂。
赫鲁晓夫能算出联合国总部大厦需要7年，能算出悉尼歌剧院需要14年。
他无法估量的是，一个刚刚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民族，胸膛里奔涌着多少自力更生、赶超世界的信念与决心。
六十多年过去了，人民大会堂还在那里站着。从第一根钢筋到最后一块大理石，都是中国人自己的。
史实来源：
沈勃.《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 北京出版社， 2009.
张镈.《我的建筑创作道路》.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4.
万里， 赵鹏飞， 沈勃等当事人回忆文章及访谈录。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相关工程档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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